網上投稿
業(yè)內動態(tài)
渝律師談性騷擾立法 男性權利保護被回避
日期：2007-06-29 作者：張勇 易守華 王明 閱讀：3,905次
時間：6月24日上午9：30—12：00地點：上清寺太平洋廣場A座10樓志同律師事務所
主持人：重慶晚報新聞律師團成員 陳昊
參加嘉賓：志同律師事務所羅佳、百君律師事務所王強、功偉律師事務所沈仁剛、合縱律師事務所葉棟強、紅巖律師事務所陶建、志和智律師事務所侯國躍、靜升律師事務所傅達慶
典型案例：
人民網5月29日報道，四川省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實施辦法的修訂草案規(guī)定：“在工作場所對婦女實施性騷擾造成損害，單位或雇主存在過錯的，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?！倍谌ツ?0月25日，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的《上海市實施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〉辦法》（草案），首次以地方性法規(guī)的形式，對構成性騷擾的５種具體形式作出界定：“禁止以語言、文字、圖像、電子信息、肢體行為等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。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。有關部門和用人單位應當采取必要措施預防和制止對婦女的性騷擾。”
相比之下，此次四川首次具體地將用人單位推上性騷擾擔責的位置，算是一大進步。然而，就全國多個省市的立法情況來看，目前尚無一省市對性騷擾男性受害者的權益立法保護。對于尚未立法的重慶而言，是否能更進一步，引人遐想。
■共識：
界定性騷擾是頭等大事
性騷擾立法，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。1999年11月，全國人大代表提交議案，首次明確提出為保護性騷擾受害者的合法權益，對性騷擾立法。隨后，一些省市為2005年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（修正案）的實施而制定具體細則時，對性騷擾進行了立法。
然而，在立法之前，性騷擾現象卻已經比較普遍了。2005年6月24日，新浪網的特別調查顯示，76.17%的人遭遇過性騷擾，其中25.04%的人每天都遭到性騷擾。與此同時，調查中有76.36%的人認為社會對性騷擾的界定不清楚或很不清楚。
與會不少律師認為，相對于上海等地的立法，四川明確單位的責任，是一種“突破的進步”，王強就是其中一個，“但是，其共同的不足是，沒有界定什么是性騷擾?！?
我國是成文法國家，基于這一點，王強擔心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法官尺度不一，判法迥異的情況。
沈仁剛也認為，目前立法機關和審判機關都未對性騷擾作出界定，因此，如何界定性騷擾可以作為重慶立法的考慮范圍。他還提出，可以借鑒美國對性騷擾的定義來進行界定。
1980年，美國頒布《性別歧視指南》中對性騷擾進行了界定，并在隨后的立法和判決中加以修正。在下列情況下，不受歡迎的性殷勤、性寵愛要求以及其他性言行均構成性騷擾：將屈服于上述言行作為雇傭人員的明示或暗含條款或條件；將接受或拒絕上述言行作為做出影響人員人事決定的基礎；或者此類言行的目的或影響指向不合理地影響了人員的工作業(yè)績或產生了令人生畏、充滿敵意或使人憎惡的工作環(huán)境。
傅達慶舉例說，去年我市巴南區(qū)一女教師訴校長性騷擾案，鑒于立法上未對性騷擾進行界定，二審法院在判決中不得不對何謂性騷擾“親自”界定，認為性騷擾是一種以侵犯他人人格尊嚴權的民事侵權行為，它以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語言、信息、行為、環(huán)境等方式侵犯他人的人格權。
雖然在傅達慶看來，“法院的這個提法很好，花了不少工夫?！钡?，這并沒有改變我國有性騷擾立法，而無性騷擾定義的局面，以致法院在判案時不得不“花不少工夫”。
對此，侯國躍建議，界定性騷擾，應包含以下內容：一是作為性騷擾，無論言語、文字、圖片、行為或其他，必須與性有關；二是應區(qū)分性反感、性快感和性協(xié)作，如果被騷擾者不僅不反感，而且“很受用，感覺很爽”，那不是性騷擾，同時，騷擾和被騷擾雙方協(xié)作，進行互動，也不能算是性騷擾；三是不需要借助于暴力而實現，如果是暴力來進行性騷擾，則可能構成性犯罪，而不同于性騷擾的民事侵權行為。
而葉棟強指出，四川等地的立法規(guī)定禁止性騷擾，但對于何種情況的性騷擾應受到何種程度的處罰，并沒有明確的規(guī)定，只能由法官在實踐中自由裁量。因此，如果重慶對性騷擾立法，應加強其可操作性。
■爭鋒：
男性遭受性騷擾是否應保護
目前已對性騷擾立法的省市，除了未界定何謂性騷擾，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，立法保護的對象是特指婦女，也就是說，性騷擾是特指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，而非其他。
但是，女性對男性進行性騷擾的現象也不鮮見，同性之間也有性騷擾的受害者，據四川新聞網2004年9月14日報道，成都一名68歲的男性給25歲的男下屬發(fā)短信說“我愛你”，還在電梯里撫摸他的隱私部位，法院對此認定為性騷擾，判定68歲的上司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3000元。
對此，傅達慶認為，由于男性在體力、社會地位等方面，都較女性強勢，男性在體力上、職業(yè)上、地位上都屬于優(yōu)勢狀態(tài)。現實生活中，女性受到的性騷擾遠遠多于男性。而就有關的訴訟而言，似乎還沒有看到男性起訴性騷擾的例子。當然，這并不是說，性侵害有男女之分，而是立法需要“水到渠成”，不能“拔苗助長”。就目前的現實而言，我們還沒有必要專門出臺一部男性權益保障法。傅達慶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。
然而，王強提出，事實上，遭受性騷擾的人，不僅僅限于女性，還包括男性，性騷擾的立法，應將男性列入保護范圍。
侯國躍更進一步建議，同性之間的性騷擾也應囊括進來。他認為立法應具有前瞻性，既然社會上存在性騷擾的多種形式，就應在立法時，對性騷擾發(fā)生的范圍，全部涵蓋，否則出現“法律漏洞”就麻煩了。
其實，2005年5月安徽省對性騷擾立法時，提出暫不考慮“女對男”的性騷擾，引發(fā)輿論的廣泛討論，有律師認為不應回避男性的性騷擾保護問題。同樣，王強和侯國躍心里都清楚，從實際的立法條件來看，接下來的立法是為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，而非單獨為性騷擾進行立法。因此，他們的提議理論上的意義大過現實意義，有如侯國躍自己所言，“性騷擾立法的宣誓意義大過實質意義”。
被迫接受性騷擾是否應保護
在巴南女教師訴校長性騷擾案中，二審法院判決女方敗訴。法院查明，女方在接到校長挑逗的短信后，沒有明確表示過拒絕，且回傳過八條意思很模糊的短信。盡管女方表示，當時是怕被穿小鞋，不得不應付，但這樣的辯護理由未被法院采納。
然而，按照常理來想，我們很容易理解女方被迫接受性騷擾，但是，從法律的角度來看，法院沒有認定這種被迫接受的性騷擾。
“應該將性騷擾區(qū)分為權力型和非權力型?！比~棟強表示，因為校長有調動人事的權力，有給人穿小鞋的“權力”，下屬女性害怕打擊報復，不敢撕破臉，亮出紅牌，既而在面帶微笑中誤導上司，內心拒絕的她們卻在實際行動上半推半就起來，與進行性騷擾的上司開始了“互動”，符合人之常情。
沈仁剛也認為，此種基于權力而被迫接受的性騷擾也應保護，職場中的女性，尤其是公務員女性，基于種種現實的條件制約，而不得不考慮隱忍，以至被迫接受，但男上司的性騷擾行為客觀存在，不能否認其行為給女性受害者造成的傷害，“哪怕她們接受騷擾時面帶微笑”。
對此，侯國躍提出異議。他舉行賄與受賄的例子說，現實中很多行賄的人內心都不想行賄，但是潛規(guī)則驅使下，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們被迫行賄，但是法律并沒有保護行賄人，刑法中依然有行賄罪，現實中也有不少因行賄而被判刑的案例，這與被迫接受性騷擾異曲同工。
雙方的意見各有道理，讓我們看一下美國的立法。美國的性騷擾中有交換型性騷擾，是指受害者屈從實施性騷擾的人，則相安無事；如果拒絕，她也許會被報復，包括被解雇、降級、調職或對其工作業(yè)績作出負面評價，這種情況下，實施性騷擾的人構成交換型性騷擾。
■建議
女性勇敢之外注意收集證據
在性騷擾立法之前，現行法律中，也明確了反對性騷擾的法律原則，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規(guī)定，侮辱婦女或進行其他流氓活動擾亂公共秩序，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，予以治安處罰等。
盡管有法可依，仍有很多婦女被性騷擾后，選擇保持沉默，巴南的那個女教師也是在被校長騷擾五年后才提起訴訟，卻又敗訴。同樣，被媒體曝光的十多例性騷擾案中，只有武漢一例勝訴，由此可見，性騷擾的受害者身處何種困境。
沈仁剛認為敗訴的主要原因是，受害者對證據的收集不夠，法院對間接證據如證人證言的重視不夠。對此，與會的女士羅佳認為，法院應更多地照顧受害者，對證據的采信應區(qū)別于一般的民事侵權案件，她甚至舉歐盟法院對性騷擾的例子說，在被告承認實施騷擾行為的情況下，法官將重點轉向被告對其行為是否帶有性成分作出解釋，然后根據其解釋評判。
鑒于目前難以改變性騷擾案的舉證原則，與會律師均認為，預防性騷擾是關鍵，建議女性在職場和公共場合穿著莊重，不要因穿著暴露，而使他人誤解。
同時，遇到性騷擾時，應及時自衛(wèi)，預防騷擾的進一步升級。性騷擾大多發(fā)生在職場，部分發(fā)生在公共場所如電梯、公交車等。對于前者，因為是熟人之間，發(fā)生性騷擾的行為不會只是一次，因此完全有時間和條件用錄音、攝影攝像等方式來固定證據。對于后者，遇到騷擾，“你就大聲喊出來！”
談到目前性騷擾的受害者的救濟途徑時，與會律師表示，企事業(yè)單位應建立相關的調查投訴制度，“除了民事、行政之外，婦聯(lián)等其他救助通道也要鋪開。”羅佳說，為性騷擾受害者能及時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服務。 (記者 張勇 易守華 王明/文 錢波/攝 任潔/制
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
